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人的发展与人的尊严:再思人的安全概念

“人的安全”概念的提出促使人们对安全内涵和如何提供安全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但是,人的安全概念提出后引发了很多争议,也产生了不少误区,其中之一就是将人的安全中“免于恐惧的自由”与“免于匮乏的自由”相互对立起来,以至于将前者视为西方的概念而后者为东方的概念。在这种话语中隐含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人的安全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其产生的后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的贫困、饥饿等严重危害人的尊严的安全问题可能被置于安全考虑范围之外。回顾人的安全概念之争,探讨人的安全的核心理念及其相关概念,比如安全与发展、直接暴力与结构暴力之间的关系,可以矫正这种误区,并证明人的安全概念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它是以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需求和尊严为中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和道德说服力的综合性理念。这种综合性界定自然要求安全维护的方式不应停留在被动和短期应对层面而应寻求早期预防、长期建构、能力提升等积极手段以便实现“积极安全”。     

生物安全时代：新生物科技变革与国家安全治理

科技进步改进了人类对天然生物危害因子的操控能力,在诱发新的生物安全危害形态的同时,也赋予了生物安全客体的源头难以追溯性、生物安全主体的多元性、生物安全危害演变机理的复杂性等特点。生物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特点。随着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日益显著,21世纪或将成为生物安全的时代。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及其与人类社会互动衍生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逐渐触及人类安全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内源性危机或挑战。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能力、优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不仅是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对人类科技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新探索。     

合成生物学时代：生物安全、生物安保与治理

合成生物学是现代生物学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它将工程学的理念引入生物学研发中,汇聚性地融合多学科概念、方法和工具,从而能够设计、改造或创造新颖的或具有专门功能的生物系统或生物体。合成生物学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革命性的进展有望改善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然而,作为典型的两用性研究领域,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伴随一系列潜在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的双重风险,将给人类、动植物和生态环境带来重大危害,给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现有治理模式已不再适应合成生物学的高速发展和颠覆性变革。为探寻合成生物学领域风险治理的适当模式,需要根据合成生物学发展现状和趋势,客观、有效地分析合成生物学发展所附带的安全和安保问题及演变趋势,进而从国家法律规制、政府监管、科学共同体的自治以及政府、共同体的国际合作与对话等方面,探讨动态调整的综合性合成生物学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的治理模式。     

竞争时代日本多维度联合防卫力战略构建及其影响

日本新防卫战略把日本的防卫力量从传统的海陆空领域扩展至多维度的太空、网络以及电磁波等新领域,重视各领域之间的彼此融合防卫。作为一个综合性防卫战略,它强调从平时到"有事"各阶段之间、自主防卫与日美同盟及多层次安保合作之间、"前方战场"和"后方体制"之间的综合防卫。为实现"跨领域作战",日本提出了优先项目和强化重点,侧重在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内获得并强化相关防卫能力。同时日本也加强提升传统领域内的海空能力、导弹防御及防区外打击能力,并对自卫队的体制进行相应调整。新防卫战略与"印太构想"融合,进一步深化了日本立体跨域防卫体系。日本"多维度联合防卫力量"新战略具有深刻的竞争时代背景,为配合美国军事战略调整并强化日美同盟、对竞争时代安全情势的判断与主动应对、积极加入全球军事变革下新领域内的激烈竞争、更好地应对岛屿争端及加强海洋防卫等现实问题,这是日本谋求构建新防卫战略的深刻动因。该日本新防卫战略产生的影响包括:日本的防卫自主或更难实现、进一步改变战后日本的安全战略基点、在新安全领域引发竞争及不利于构建良好的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等。对此,中国需进一步增强本国综合性实力,积极推动日本对华安全释疑,扩大中日防卫交流与安全对话,增进两国的安全互信。     

超越“确保摧毁”：核武器数量、承诺可信度与核威慑原理

现有几乎所有关于核威慑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都认为,核武器数量是否达到确保摧毁门槛对核威慑有效性有决定性影响。这种"确保摧毁"原则对学界的影响已达到范式级程度,以至于学者们在争论中国核武器数量够不够这个政策问题时,均自发地从该原则出发论证各自的主张。本文认为,"确保摧毁"范式忽视了承诺可信度在核威慑生效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特别是未能充分意识到核武器数量变化对承诺可信度的反向影响以及这种反向影响对核威慑生效机制的影响,因而错将是否具备确保摧毁能力作为判断核威慑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通过剖析核武器数量、承诺可信度与核威慑有效性三者的作用关系,充分说明,"确保摧毁"既不是核威慑有效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未达到确保摧毁门槛时无需增加核武器同样有可能实现有效核威慑,而达到该门槛后为确保威慑有效反而应当(继续)增加核武器。超越"确保摧毁"范式有助于更准确、更完整地理解核威慑生效的全部机制。     

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围绕金砖国家合作,不少人持有"褪色论"或"金砖分化"的悲观态度,主要论据是金砖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禀赋互补性,因而难以促成合作。然而,从合作理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实践出发,金砖国家合作都是可行的。从理论维度出发,合作包括交换型合作与协作型合作。交换型合作认为,禀赋的互补性缺失,合作就难以形成。这也是当前学界对于金砖合作的争论焦点。然而,合作还包括协作型合作,达成共同利益,并不依赖禀赋的互补性就能塑造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再回到金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内合作实践的维度,随着安全的内涵、议程和治理路径发生转变,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化时代安全议程空前复杂、具有非传统性,进而超越了一国之能力予以治理。具体到金砖合作的治理实践之中,塑造后天共同利益的操作路径包括:塑造"行动焦点"、把饼做大;培育信任、塑造伙伴关系等。此外,金砖国家合作强调包容性规范,持开放的姿态,重视与其他平台以及世界各国的合作。     

南海“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探讨

南海地区国家如何在主权纠纷未获解决的情况下开展区域安全治理及实现南海和平、稳定,这至今仍是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南海地区现有的区域安全治理理念、制度安排及其实践效果与地区国家实现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愿景之间还有不少落差。归根结底,这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互信不足、缺失有关。南海区域安全治理的核心内容应聚焦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互信关系的建立,而致力于缓解与消除地区行为体"恐惧"心理与建立身份、角色认同的"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有可能为实现南海安全塑造一条理想的路径。南海"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虽与"安全共同体"相通,但它不强调一个集体身份的建立,而寻求在地区现有安全态势基础上致力于中国、东盟与美国等主要行为体之间信任关系与身份、角色认同的确立。惟此,南海地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标志———"和平变革可靠性预期"的条件才有可能得以成熟。     

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与重构

21世纪以来,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既创建了新的制度,也有一些旧的制度被改建或者重建。例如,在海盗问题治理领域,就形成了一系列"多层次、多主体"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些层次不同、范围各异的制度安排大多是非正式的,但新制度安排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洋安全治理方式的演变。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多重因素驱动,包括外部环境变迁、制度学习和不同制度间的竞争、重要的利益攸关国家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与推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相关治理实践等。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制度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未来,相关治理主体在制度发展与重构过程中应该继续发挥能动性,在参与治理实践过程中从观念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不断推动制度优化发展。